“新冠疫情冲击以来，需求不足，特别是居民消费不足的问题再一次凸显，我觉得一方面是疫情冲击的短期影响，另一方面也是长期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3月25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4年年会“全球经济增长趋势”专题研讨会上，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原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围绕中国持续扩大消费，介绍了七点长效机制。

杨伟民指出，消费不仅关系着2024年中国经济的运行，也关系着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宏观政策的着力点放在了扩大需求上，特别是扩大内需上，但政策的边际效果逐步递减，2015年增长下行、产能过剩、PPI（生产者物价指数）连续为负、企业利润下降、风险上升等问题集中显现。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决策，通过一年的实施，2017年开始见效，逆转了持续几年的增长速度下滑的态势，产能过剩、PPI下行、企业利润下降等问题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然而新冠疫情后，新一轮的需求不足问题再次凸显。

杨伟民指出，根据党的二十大和最近两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调整，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宏观政策的主基调是把扩大内需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既扩大内需，也要推动结构性改革，促进形成消费持续扩大的长效机制。

“围绕形成这样一种长效机制，国家已经或将在以下几个方面统筹扩内需和推供改。”

一是推进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

2010年，中国就提出“两同步、两提高”的目标，也即，居民收入增长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的比重。现在还没做到“两提高”，特别是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2022年这一占比较2020年降低了1.8个百分点，大概是2万亿元的收入。

杨伟民指出，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把多年来“预期目标”中的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的“基本”二字删掉了，凸显了国家促进居民收入更快增长的决心和政策导向。另外，《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这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落地实施以后，将会继续降低居民税费负担。

二是推进区划和行政机构的改革

最终消费的统计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近年来在政府消费的比重有所提高，而居民消费的比重有所下降。背后的原因之一是政府公共管理人员增长较快。如果持续降低政府公共管理人员的增速，虽然短期可能会放大就业的压力，但通过市场化改革，其他行业可以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党政机关过紧日子，正在缩减公务员编制，不少地方在推动行政区划改革等等，都是为了减少政府的行政管理支出，把省下来的钱更多用于社保、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这样也会显著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

三是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杨伟民指出，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继续提出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实际就是要降低金融业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2020年金融业的营业盈余是5万亿元，相当于国民总收入的5%，所以要有条件继续降低居民（包括企业）融资成本。继续降低房贷，适度降低存量房贷利率等等，会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也会促进住房消费。

四是积极扩大市场化就业

杨伟民指出，2020年到2023年这四年城镇就业人员增加了1783万，其实是过去常年新增量的一半。过去民营经济的就业在比重、总量上都在增加，而国有经济的就业在减少。疫情以来出现了反转，国有经济的就业在增加，民营经济的就业在减少。如果要持续稳定地扩大就业，应该恢复到过去的就业增长格局。今后将按照中央的要求，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更好地兼顾发展与治理，民营经济预期转好了就会扩大投资、扩大就业。

五是减少对消费的限制

杨伟民指出，既要坚持不干预企业依法经营的原则，也要确立不干预、少限制消费的原则。目前对商品房的限购政策正在逐步放宽，相信今后还会继续放宽。中央也要求对汽车的限购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当然政策落地还需要时间。此外，也可以进一步减少对中高端消费的限制。

六是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杨伟民指出，过去10年（2010年—2020年）房地产拉动了中国经济的8.8%，但是最近两年成了经济增长的拖累。中国有9.3亿城镇人口，其中3亿左右非户籍人口，他们在就业地的住房需求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满足。此外，6亿多城镇户籍人口中，相当一部分人的住房是“老破小”，对高品质住房有改善性的需求。农村人口也仍然会继续向城镇集中。

杨伟民认为，短期要抓好“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现在房企普遍缺乏流动性，同时要推动城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落地见效。长远的房地产新政，一是系统谋划相关支持政策，二是完善“市场+保障”供应体系，解决好特大城市夹心层群体的住房问题，三是改革商品房的基础性制度，包括财税、金融、土地等等。“一个政策+一个体系+N个制度”将构建起房地产市场发展的新模式。

七是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

杨伟民表示，房地产的健康发展与城镇化建设密切相关，要让有意愿的进城农民工在城镇落户。但很多城市放宽或者放开户籍限制后，农业转移人口在就业地落户的意愿还不是很强，原因是农村户口与农村的集体所有制挂钩，可以拥有承包地、宅基地和集体经济产权的所有权证书，因此可以考虑另辟蹊径，通过身份证制度改革来促进他们更快地融入城市。

“这样就会显著提高我国居民总的消费。”杨伟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