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企业家与企业家精神

企 业 家 精 神 （ entrepreneurship ） 一 词 ， 源 于 法 文 的 企 业 家（entrepreneur）这个单词。之后，经济学家不断地发现，其实企业家所代表的打拼与创新的精神对经济发展有卓越贡献，因此持续地强调并唤起社会重视它的重要性。而今，在21世纪里，“企业家精神”已成为时兴的热门名词。

维基百科全书整理了各经济学家对“企业家”这个名词所下的批注，现摘要引述如下：

1734年：理查德·坎蒂隆（Richard Cantillon）认为企业家是那些收入不定的人，他们是虽已知生产成本，但对收入却无法确定的人。

1803年：萨伊认为企业家是那些把生产与土地等要素结合在一起的人，当然也把劳动力及资本结合起来以生产某一产品，之后再在市场上出售产品，他才能支付使用土地的租金、劳动力的工资和资本的利息，而所剩的就是他的利润。企业家就是那些能把资源从低收益处挪移到高收益处来使用的人。

1934年：熊彼特认为，企业家就是那些创新者，就是那些能打破现有产品与服务的框架，并创造出新产品和新服务的人。

1964年：杜拉克（Peter Drucker）认为，企业家是那些在寻求改变、响应改变及探究各种可能机会的人。对企业家而言，创新是他们的一项特殊工具，因此，一个被称为有效的企业家就是那些能把一个来源（source）转变为资源（resource）的人。

2013年：梅（Ronald May）认为，企业家就是那些能把自己的创新商业化的人。

创新者是勇者、梦想家

由上述引述的说明，我们大致可以明白有关企业家及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意义。另在相关文献(57)中发现，在大企业与中小企业都兼容并蓄的那些产业中，在大企业的主导下，虽大部分的创新仍由大企业为之，但中小企业的创新也不少，这是因为小企业仍要靠创新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存活。再者，也有研究(58)指出，通过产品周期的变化也可以观察得出，厂商进入市场的速率主要是受到产品在不同的生命周期中技术进步的速度及创新的新形式影响。创新及技术进步会诱使许多厂商投入市场；而在产品进入成熟期后，收益开始下降，因而使得厂商的退出率（或死亡率）上升。

由上述分析可知，许多的技术创新者是满怀着希望、憧憬与梦想勇闯市场的，他们希望自己是市场新的领导者、新的龙头与新的指标。此时，创业的热情与冲动就如同不可遏止的野马般在心中冲撞，而此时，上述有关企业家的种种描述都可适用。然而，创业毕竟不是件容易的事，在公司成立之

后，生产、管理、研发、人事、会计、资金筹措、营销等相关事务接踵而至，此时，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会让公司在生存上受到直接的威胁。因此，许多新设公司的存活率不高也是事实。在1996年的论文中，阿加瓦尔和高特（Agarwal and Gort）发现，已存活一段时间的大公司未来的存活率是相对较高的。我把这种现象称为“神木效应”。也就是说，森林里的大树，经过多年的风雨考验后，它的存活率通常会比幼树来得高。这是因为大的企业或资深的企业已累积了很多经验，可应付许多不同的状况。当然，上述的情形也不必然是绝对的。在高科技行业里，这种神木效应就常受到严厉的考验，若一个新的技术创新如一道强大的闪电般不幸劈向神木，那么神木也会应声而倒的。在真实世界中，如黑莓（Blackberry）和诺基亚（Nokia）手机所遭遇的情形就是真实的写照。

企业的兴亡与传承

在真实世界里，另一个常被提及的问题是：到底是哪些因素导致企业死亡的？其中的因素可能很多，也很复杂，但我也常观察到，企业扩张过快，常常是导致企业死亡的主因。这是因为当企业扩张过快时，其实也很可能是企业发展得十分顺利时，但若企业家们在准备充分之前就野心太大而致扩张过快，那么企业在管理、营销、人员训练、资金调度、研发创新、存货控制等各个环节上，都很有可能出问题。一旦问题发生又无法有效处理导致发生连环效应时，企业就很可能一时间周转不过来，最终出现严重的后果。这种情形的发生虽然不幸，但其实也是上述企业家精神——愿意接受风险——的重要体现之一。因此，企业家或训练企业家的MBA课程中，也常以各种案例来教导学员，让学员在各种企业的成功与失败案例中，学习企业家如何能在风险的控管中寻求最大的收益与最大的成功。

企业家常常可比喻为社会经济动力的活水与源头。企业家的出现当然是多元的，有人是白手起家，有人是承继家族事业，有人是先以专业经理人的身份出现，之后再成为企业的负责人等。在华人社会里，常常有富不过三代的感慨，这种情形在北美洲、东南亚都常可观察到。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华人社会里，企业通常都是传子不传贤的，而接手企业的第二代，可能受到良好的教育，也是名校毕业的高才生，但若不具有企业家的资质与条件，而

只合适做个文人或雅士时，勉强为之、赶鸭子上架的后果，很可能一下子就败下阵来，连守成都无法办到，更遑论发扬光大、再创新高。

上述情形在日本就比较好处理，这是因为在日本的社会中，招赘制度是社会可以接受的制度，因此，在“儿子的好坏不能自己决定，但女婿的好坏自己可以决定”的情形下，招赘有企业家潜力及能力者进入家族，最后成为企业接班人，如此一来，就能保证家族企业在一个个具企业家精神的第二代、第三代的经营者中不断地发扬光大，而能成为百年企业。

另就第一代企业家而言，在文献中也常提及独立发明人的重要性。独立发明人在现今社会中是常见的，如脸书、微软、谷歌、苹果等全世界大公司的创办人都可说是独立发明人。而在他们以优异的技术能力创业成功后，他们仍要领导公司不断地在技术上创新，才能维持竞争优势于不坠。因此，研发常态化（R&D routinization）才能让创新的工作有策略、有安排、有计划地不断突破，才有可能摆脱其他竞争者的纠缠。因此，就企业家精神而言，研发与创新机制的建立和突破的重要性也越来越大。

企业家精神的多元面向

企业家精神的发挥是多方面的。有的企业家专注在生产流程的合理化上，因此创造出许多产品制程上的改进，而成为一个优秀的代工制造厂商。当然，在代工制造厂商彼此竞争激烈的情形下，也有一些优秀的代工从业者发展出自己独有的设计与技术，并能超越原厂的设计，让代工的产品有更好的功能与表现，如此一来，也就更能绑住原来委托生产厂商的订单，这种模式当然会有更多附加价值的产生，因此可称为优秀的设计制造（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r，ODM）厂商。当然，也有一些厂商以自己的品牌来自产、自销，这种情形称为品牌制造（original brand manufacturer，OBM）厂商。除了制造业，企业家精神发挥的地方还有很多。有的企业家专注于渠道，有的企业家专注于营销，有的企业家专注于专业服务，有的企业家专注于研发，等等。不论企业家的专业在哪个行业，他们其实都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对市场未来的需求保持高度的警觉性，因此，“What's new? What's next?”应该是企业家永远要重视的重要功课。

企业家面对风险是必然的，而让企业家能在风险中挺进的重要倚仗常常是他们的经验、学识与直觉。其中，直觉也常与经验和学识的累积有关。在现实生活里，我们也常会了解到，有许多成功企业家其实平日都花很多时间在阅读和处理大量的数据及文件上，自我进修，以期能更精准、更快速地掌握行业的趋势和脉动，从而能赶到对手的前面，比他们更早一步。有位做海运的从业者分享自己的经验说，他们公司里有60%以上的海运量是向专业的船舶公司租船来运送的，因为海运量常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多数船舶公司是不会把公司自有船的船运量提升到太高，以免一旦经济反转，自己的船会因没货运而闲置在码头，让公司蒙受重大的损失。因此，向专业的船舶公司租船是该行业中不同公司常用的策略与做法。但这样一来，另一个问题随即产生了：当经济好转时，不论哪家船舶公司都想租到船来抢货运，而其结果一定是那些有眼光的船舶公司在经济变好早期或出现变坏征兆时，就先下手抢租船或先少租船，如此一来，就能让自己的公司不但能安度危机，更能抢下大单子。因此，不论是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动，还是各国经济形势的变化及重要的政策变动等，都要具体掌握并及时做出果决及正确的判断，当然也要承担风险，这就是不折不扣的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绝对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从上述文献资料引述可知，在西方，企业家及企业家精神很早就受到重视与肯定，但在古老的中国，“企业家”这个名词是不存在的，我们只有“商人”这个名词。更不幸的是，这个名词又被赋予很多不好的意思，使得我们没有正面地看待这个群体。企业家与企业家精神这个名词虽然简单，却需要社会广大的共识和支持，以及企业家自己的努力。当然，更严肃的课题是，这是个“平的世界”，它其实已成为全球企业家的竞技场，我们实在无法排斥，只能积极地向前。

66．网络经济

网络（Internet）自2000年之后的兴起与成熟，现已成为市场交易的一大主流。在以前，网络交易不很成熟时，许多人并不热衷于网络交易，最主要的问题包括：其一，网络交易是否安全？个人在网络上的交易信息是否会外泄？其二，网络交易是不是真实的，若交易不成或不满意时是否能退货或

换货？其三，网络交易的送货问题应如何解决？到底要如何才能拿到货？其四，网络交易应如何付款？付款的方式是否能让人放心？

对于上述问题，在网络从业者的相关努力下已逐一地克服了。有关个人资料的问题，已有相关的第三单位来做处理，交易的信息不会被卖方全部掌握，买方可以放心下单，并提供相关的信息。另有关付款的问题，也可借由中立的第三方来经手，在货品交货完成后，即可通知第三方将货款交付与卖方，因此也可以大幅地减少买卖双方在付款或收款时双方的顾虑，从而能有效促进交易的完成。有关货物运送的问题，当然也可交由专业的物流从业者来处理。上述问题都解决之后，网络交易的良好基础就已经奠定了。在有关退货与换货的相关规范上，不同国家和地区做法不同。有的国家和地区法律明文规定，网购的商品买方若不满意时，在一定的时间及条件下，可以要求无条件退货，如此一来，就能有效地减少消费者的可能疑虑，而能刺激消费者多使用网络交易。相对而言，也有许多国家和地区没有这些规定，因此，在网购的推动上就会比较慢，成效甚微。

虚拟市场的实质利益

网购市场也常被称为虚拟市场，因为它与传统实体市场有很大的不同。传统上，人们在购物时都会专程到市场去看看货、讲讲价，之后再成交。有时市场上的熟店家看到常客来都会主动打招呼，也会知道客人要的东西，大家彼此都有默契，因此交易会很快也很顺利地完成。从经济角度来看，这种交易顺利完成的情况是因为买卖双方之间的交易成本很低之故，而其交易成本低是因长期建立起的互信所致。在传统市场里，若买卖双方没有互信，那么交易成本势必提高许多，需要更多的价格与质量上的搜寻与确认，交易才会完成，因此市场的效率是比较低的。

在传统的经济学里，认为市场的结构大致上可分为完全竞争、寡头、垄断及垄断性竞争这几个类型。其中垄断、寡头的情形在现实生活中不难经历。以电力事业为例，许多国家通常只有少数一两家电力公司经营，而就自来水、电信、电话业务及油品市场来说，常是寡头市场。在此情况下，各自在其划分好的市场内提供独占性的服务。若是市场允许有两家或两家以上的

寡头市场厂商参与竞争，则这些寡头市场的厂商将会各自展现其特色的产品或服务，以力求胜出，这种市场就是垄断性竞争市场。

在上述各相关市场类型中，在现实生活里比较难被观察到的就是完全竞争市场，这是因为完全竞争市场有一些比较严格的定义，例如，（一）市场中所贩卖的商品都是相同的商品；（二）市场上生产该商品的厂商都是相同的大小及相同的技术与性质的，且这些厂商的规模都很小，没有一家厂商能对这一市场有任何的影响力；（三）市场上这些小厂商的进入与退出都很自由，没有任何的障碍；（四）不论消费者还是生产者，在这个市场中都能无偿取得市场完整的信息。上述四个完全竞争市场的条件，在现实生活中的实体市场上基本是无法满足的，因此也可说这种市场态样在实体市场中是不存在的。对于这个不存在的东西，经济学为什么仍要讨论它呢？这是因为，这是一个十分特别的情形，而完全竞争与垄断这两个市场上的极端态样，就如同光谱中的两个极端，我们如能知道这两种极端的结果，就能知道在真实世界里，若市场的形态是在光谱的中间，或是偏向完全竞争，或是偏向垄断，则它可能的市场运作结果会是如何。

完全竞争又兼容并蓄

就网络市场而言，它的运作形态可以十分逼近完全竞争，因此，网络市场可以用来模拟完全竞争市场下的结果。举例而言，在网络市场上，不难看到有人在卖相同的商品，由于是在虚拟的网络市场上贩卖，因此，网络上的卖方可以视为厂商的大小、技术及性质都十分相近。当然这些厂商是不能主导这个市场，也不能对市场有任何影响力的。再者，每家厂商可自由地加入与退出市场，也没有什么困难。更重要的是，在网络世界里，市场的信息取得是很方便的，既不需开车花汽油钱，也不需特别等到市场开市后才能找到店家，因为网络市场是一天24小时，每年365天开市，全年无休的。再者，市场上可能的贩卖者一目了然，也不需到处打听，因此在相关信息的取得上，它快速地逼近完全竞争市场的条件。而如此一来，在网络市场中我们可以看到完全竞争市场的身影与结果：（一）相同的商品因彼此相互竞争，它们的售价基本上是相同的；（二）贩卖这些商品的厂商的利润是有限的，只能赚

到他们的一份工钱，没有其他更高的利润；（三）厂商的进入与退出是很频繁的。

在上述网络世界里，聪明的厂商一定知道若是自己卖的东西和其他人卖的东西相似性高，他就不能赚到钱，因此他只卖特色产品，用以区隔出市场，从而能让市场由原来的完全竞争市场转变成垄断性竞争市场。这虽只是一个小小的转变，却能彰显网络市场强大竞争后的特色。当然，这也是企业家精神的具体体现。

网络世界的另一个值得重视的特性是对许多小农、小的个人作坊或是小区的集体事业而言，它能让相关的从业者更直接地面对市场上的消费者，而能免去中间商的层层剥削，故能获取较大的利润。这对生产者而言，特别是小型的生产者而言是特别有利的。网络世界不仅会让许多人受益，也是个很有效的营销工具，但也有些厂商会避免将网络作为自己商品的营销渠道，这种例外多属于走高价路线、少数精英的名牌服饰或精品。这些厂商通常不会在网络上做大量营销，以避免自己的商品贬为或被误认为是平价商品，从而让自己苦心经营的商品形象受损。

值得注意的是，在网络世界里，金融商品的交易，不论是股票、期货还是金融转账及交易等，都更为方便，因此也让消费者或使用者更能享受到科技进步的实益。

网络的B2B、G2B、B2C、C2C

网络市场亦至少可分为厂商对厂商（B2B）、政府对厂商（G2B）及厂商对消费者（B2C）及消费者对消费者（C2C）这四大类。就政府采购而言，G2B的市场很大，政治经济制度越上轨道的国家越是用网络来透明化其需求，因此竞争性越大。而就B2B的市场来说，目前阿里巴巴（alibaba.com）是世界最大的B2B平台。在运作上它主要是提供买主商品型录的查询、商机询问及商机媒合，因其为中国第一个电子商务网站，庞大的用户群已形成巨大的规模经济效应，其他市场竞争者已难以匹敌。

在B2C的市场里，以天猫（tmall.com）为例，天猫的商家如使用与天猫合作的物流商，消费者在下单后，就能由网络查询到自己托运货品的最新下

落，且能知道该货何时送到。另外，京东（jd.com）也值得一提，因该网站把商品买断且自营物流，因此消费者在下单后甚至可追踪自己下单的商品已送至哪个巷道，因此能强化消费者的购物信心，故能在天猫网的强大压力下另外杀出一条血路。在C2C的世界里，以淘宝网（taobao.com）为例，因其引进“支付宝”制度，成为成功的第三方支付人。在进行交易时，买方应先将货款汇入“支付宝”账户内，而在货到买方手上后，由买方验货完毕收货后，货款才会入卖方账户，如此，买卖双方的诚信度就能大幅地提高。在交易成本能有效地降低下，撮合成功的机会随之大幅增加，故能快速地创造出巨大的商机。

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合体铁金刚

除此之外，线上（on-line）与线下（off-line）之间价值链的创造与联系也是另一种商业形态，它因融合了“线上到线下”及“线下到线上”，而形成一个循环式的服务。以大众点评网（dianping.com）为例，该网站提供餐厅信息查询、座位预约、预订餐点及预先结账等功能，且用户在用餐后，可再把用餐的体验分享在该网站上，而形成紧密的线上、线下（O2O）间的关系，也是另一种重要的服务与商业模式。

当然，网络世界里的创意也是无限的，因此就中国的电子商务而言，也有一些相当成功的导入型入口网站的出现，如去哪儿网（qunar.com）就是一个重要的入口网，一般人进入此网站后，就能顺利地买机票、订酒店、订火车票等，解决许多商旅或度假的问题，因此它就能在一片红海的电子商务市场中脱颖而出。其他如闪电购物网（www.asap.com.tw）也成功地发展出另一种成功的商务形态，以不定期推出特价优惠商品的方式，做短期促销，这种“游击战”的策略很成功，促成了很大的销售量，是商家与消费者双赢的模式。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去哪儿网成功地以一站式的方式解决消费者出门时必会碰到的许多环节上的问题，大幅地降低了旅程安排上的不确定性及信息取得、可靠性上交易成本的降低，所以十分成功。而就闪电购物网而言，它的游击战策略使得它在电子商务的竞争中更具特色、更能降低成本、更能让人感到意外和惊艳，因此能在市场上与其他主要大网站间创造并形成市场区隔性，这也是它成功的重要因素。

由上述说明可知，电子商务的世界，可说是兼具规模经济（如阿里巴巴网、京东网）与范围经济（如去哪儿网、闪电购物网）的最好混合体，也是最好的经济范例之一。另在网络的世界里，因其进入障碍相对较低，所以进入者多。如今，在全世界超过10亿个网站(59)中，若能挤进前1万名，就代表该网站已有相当大的网民粉丝，这已经是很了不起的成就。网站只有在有了稳定的使用量之后，才会有广告商机，在此之前，它只能苦撑待变，此时网络经营的沉没成本是很大的。电子商务迷人之处在于初期的进入障碍低，故能吸引很多人投入，但其后从业者间又如同进行军备竞赛或打桥牌梭哈般，常被套牢而陷入到底是要加码再跟，还是想退却不能轻易言退的“退出障碍”困境。

67．犯罪经济学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论语·为政篇》

犯罪行为的态样有很多，它可分为暴力型犯罪与非暴力型犯罪，如诈骗、毁约等；而若以年龄来分，也可约略地分为成年人犯罪与未成年人犯罪。此外，若以犯罪的发生地区来说，可能以城市地区及某些经济增长较差的地区尤甚。而若就经济形势的变动而言，犯罪的发生可能在经济不景气时相对较多。

犯罪是人性吗？

犯罪是自古就存在的事实，虽然它在现代社会里的形态不同，但本质大体相同。此外，在现代社会里，犯罪的增加情形在许多国家（如美国），有更为普遍且更严重的趋势，这也与现代社会中，毒品的泛滥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虽然犯罪的形态有很多种，但有心犯罪的人在先天的心理上总是存有一丝侥幸的心态，认为自己的犯罪行为不会被抓，或即便被抓，自己要付出的

代价是低于犯罪所得，因此觉得有利可图，犯罪于焉发生。就犯罪本质来说，这可能是最基本的心态，于是经济学就建立了一个基本模型来分析犯罪行为。

在这个模型中，经济学首先假设，每个人基本上是风险趋避者（risk adverse），因此，对多数的人来说，若要考虑进行一些犯罪行为，他一定会考虑犯罪后所要付出的代价。因此，就常犯者而言，他会考虑再犯一次所能得到的收益与自己可能要付出的代价。倘若可能的收益大，而要付出的代价相对较小，犯罪发生的可能性就会大增，反之就会减少。上述犯罪的可能收益是一个相对比较不确定的事。以抢劫来说，在一次行动中，抢劫者可能抢到一大笔钱，也可能只抢到很少的零钱。因此，就犯罪的“供给面”而言，这是犯罪者要“供给”犯罪的“劳务”时必须考虑的。因此，就可能的犯罪人来说，他一定会精打细算，仔细选择下手的对象，如此才能让他在一次行动中能收益极大化。而这也是古人的明训“钱财不可露白”的主要理论基础。

相对而言，犯罪者在犯罪后，自己可能面对的处罚及要付出的代价也是犯罪者的重要衡量因素。古人说：“杀头生意有人做，赔钱生意没人做。”试想为什么杀头的生意有人做？这答案是，若做了这杀头的生意之后，被绳之以法的机会很小，或即使被法办后，也是高高举起而轻轻放下，这杀头的生意当然有人就敢冒险。如此一来，这当然会再增加犯罪的“供给”。因此，就政策面来说，除了提高执法的有效性，让犯罪者有很大的机会被绳之以法外，相关的法律对犯罪者也不轻放，甚至规定犯罪人要对被害人付出很高的赔偿金或补偿金时，都可能会有效抑制犯罪供给的诱因，而能降低犯罪发生的概率。

犯罪的供给与需求

有犯罪的供给，就一定会有犯罪的需求，这是因为供给与需求是一体两面的双生兄弟。“犯罪需求”这句话或许听起来怪怪的，但的确也是人生的百态之一。有人因有毒瘾，因此必须不断地去偷、去抢，才有钱去买毒品，因此，对犯罪就会产生需求。有些人为了维持自己奢华的生活，或是因生活环境所迫，而去犯罪。当然另有些人，年少气盛，血气方刚，一身的精力没

有得到良好的疏通，争强斗胜，其结果也常会以犯罪的方法来证明自己的“不世之才”。凡此种种，都构成了犯罪的需求。

在上述分析中，若我们依经济学的标准定义方法，把价格或是犯罪的收益放在纵轴，而把犯罪的数量放在横轴，我们就可以把犯罪的供给曲线及其对应的需求曲线都画出来，其中由原点向右上方射出的线就是犯罪供给曲线，而由原点上方，从左上往右下射出的线就是犯罪需求曲线。这两条线的交叉点，就决定了一个人的犯罪数量及犯罪所得。若我们把社会上许许多多犯罪人的供给曲线及他的需求曲线水平地加总在一起，就能整合出社会犯罪总 供 给 曲 线 （ aggregated supply curve ） 和 总 需 求 曲 线 （ aggregated demand curve）。而总供给曲线和总需求曲线的交叉点，就决定了一个社会中，总犯罪数的高低和犯罪者总所得的高低。当然，就任何一个社会而言，如何让这总犯罪数量或犯罪所得下降是最理想的，而其可能方法至少有二：

其一，让犯罪所得或预期收益有效降低，如此一来，即使在多次犯罪的情形下，犯罪者的收益都无法跃升，意即犯罪者的供给曲线会变得比较水平，尽管他可能是小罪不断，但社会因此会付出的代价却不很大，相对而言，这其实是个不错的情形。而这种情形，就如同一个人虽身体常有些小毛病，但其实他的健康状况是不错的。为此，在相关的策略上，穷化犯罪人的主张，让犯罪人的预期犯罪收入大减，应是可考虑的方向。

其二，让犯罪的意图及需求有效下降，这也应是有效的思考方式。换言之，在供给曲线不动的情形下，若我们能让需求曲线向内缩、往左移，那么，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的交叉点，不论是在犯罪所得，还是在犯罪次数上，都会大幅地缩小，这应该是较有效的思考方式了。而如果能让犯罪的需求变得更小，甚或没有需求，也就是需求曲线竟能与纵轴完全重合，则不论供给曲线如何变化，犯罪都不会发生。

预防犯罪的治本之道

预防犯罪的最有效方式之一，就是让犯罪者有份正当合法的工作，这是治本的方法。以美国为例，相关的研究(60)显示，当美国的失业率上升1%时，它会导致与财产相关（如汽车窃案或其他窃案等）的犯罪率增加2.25%。另有相关的研究(61)显示，在美国，对15～17岁的青少年而言，若其有一份稳定的

工作，对其成年后某些类别罪行的犯罪率的下降是有帮助的。再者，其他年龄段，如25～32岁的人，若有份稳定的工作，则也会对他们日后在32～45岁的犯罪率下降有显著的帮助。通过上述研究，我们可知刑满释放人员工作安置与辅导的重要性。

犯罪的发生有许多复杂的因素，例如，青少年犯罪与否、低IQ测验、心理问题，甚至基因因素(62)等。然就经济面来说，其他经济因素，如所得分配不均、城乡发展不均衡等都会增加犯罪率。此外，以美国为例，就服刑人员来说，其出狱后在工作机会上，与正常人相较，只略少3%的机会，但最主要的影响在于他们出狱后的薪资。克林（Kling）的研究(63)显示，服刑人在出狱后的合法薪资收入较正常人将会少23%～30%，而这也可能只是他们出狱后工时较少所致。(64)

68．“窝里反”经济学

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论语·为政篇》

犯罪的发生常常有共犯共同为不法行为。共犯出现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犯罪行为本身常常需要做有组织、有系统的规划，才可能有较好的得手机会，也才比较有可能逃脱执法部门的究责。犯罪本身若是临时起意或只是一时的冲动，较可能是个人行为，在此情况下也较少有共犯结构的存在。

有共犯的犯罪结构

犯罪行为若有共犯，是属于组织型犯罪，对社会危害较大，在侦查上也较为不易，很可能会耗掉大量司法及行政资源，但仍不能有效掌握具体的犯罪证据来将违法者绳之以法；更有甚者，其结果也可能引发违法者更多的侥幸心理，而让其变本加厉地胡作非为，造成更大的社会伤害。

如何才能突破上述执法者的困局？有人建议强化对犯罪者的侦防，这或许是个办法，毕竟预防是阻却犯罪的有效办法之一。当然，如何让可能犯罪者知道，若他犯罪后，一定会被定罪且会付出巨大的代价与后果，或许也是

有效阻却犯罪的一种方式。那么，如何才能有效掌握具体的事证让法官形成心证，就成为问题的关键所在。

具体犯罪事证的掌握，在今天“无罪推定”审判原则下当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若许多重要的犯罪事证在犯罪者精心所做的各种预防性措施（如戴手套、易容等）下，已大幅增加定罪上的难度，故艺术作品中虽有福尔摩斯神探的故事，但事实是，执法者已面临在侦办上事倍而功半的困难。如何有效突破这一困境，就成为法学讨论的重要课题之一。而今，在英美法学上已发展出污点证人，或“窝里反”的相关规定，其目的就是有效取得具体的犯罪证据以有效遏止犯罪，并能将违法者迅速绳之以法。

离间共犯

上述“窝里反”条款或污点证人条款是否有效呢？若有效，那么是否有其理论基础？答案是肯定的。“窝里反”有效性的理论基础之一，就是在经济学中所说的“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理论。我们在此可利用囚徒困境理论来说明“窝里反”条款在经济理论上的思维。若有两厂商参与违法的联合行为，那么囚徒困境理论可适切描述参与联合行为的厂商如某甲心中的困境。若厂商甲选择不自首举发，则它可能因共犯厂商乙的认罪或“窝里反”行为而让自己蒙受3年的刑罚。相对地，若厂商甲选择认罪并向主管机关检举，则自己有可能免受刑罚，但有可能会让共犯厂商乙蒙受3年的刑罚。因此，提出检举或是不提出检举（to be or not to be）着实让甲陷入两难。

当然这样的困境也同样困扰着乙。此时，最好的结局应是甲和乙均自首，那么不但侦查犯罪的人力及物力能大幅地节省下来，也能让违法联合行为早日结束。再者，甲和乙都能得到一定程度的从轻处分，因此这会是个多赢的局面。如何才能让这种多赢的局面发生呢？答案其实就在这“窝里反”条款中。

在没有“窝里反”条款的法律济助下，违法者违法之后，彼此间就如同签下了“投名状”般，反而产生了生死与共的战斗情谊。在犯罪者彼此合作、串供、共同湮灭犯罪证据的情形下，更增加了执法者的困难，也浪费了大量的国家资源。依上述囚徒困境的表述，在没有“窝里反”条款的情形

下，不论甲或乙都会不约而同地选择不主动检举，那么，两人都会如表中（1）的情形：（至少暂时）没事。而若法律上有“窝里反”条款的具体保护，不论甲或乙都会陷入苦思：若自己不主动检举而其他人竟主动检举，那自己一定会陷入十分不利的险境，如此一来，情形（2）和（3）都会发生。当然，若甲与乙在“窝里反”条款的催促下，同时都决定自首，这就落入表中的情形（4），而成就了上述多赢情形的态样。

罪犯也求自利自保

由上述说明可知，打破囚徒困境、引导违法者自发性地自首，应是“窝里反”条款的精义所在。毕竟，每个人利与弊的衡量是经济行为中最基础的人性考虑。如何能让“窝里反”条款发挥最大的作用，其实它与法律宽恕幅度的设定有很大的关系。可以预见的是，若法律宽恕的幅度越大，则“窝里反”条款策动成功的可能性也会越大。如此一来，它就能有效地让违法者在彼此相互猜忌下，引导违法者由原来“第一种情形”下的纳什均衡，移至仍是彼此猜忌与不放心、不合作下的“第四种情形”下的纳什均衡了（参阅本书《纳什均衡》一章）。

在此亦值得附带说明的是，在本文中所述的囚徒困境里，不论我们的起始点是表中四种情形中的哪种情形，若要从该情形移动到另一种情形，如由情形（1）移到情形（2），或（3），或（4），免不了总有人因此受到“伤害”，我们是没有办法如“帕累托优化（Pareto Improvement）”情形所说的那样，可以在不伤害任何一个人的福利的情况下，增加其中任何一个人的福利。(65)

69．医疗保险经济学

在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推动下，强调个人自由的美国终于在国会的争议声中，通过了美国的全民医疗保险制度。这个制度的推动是不容易的，因为它必须是全民的、强制性的医疗保险制，而它也直接挑战了美国立国的基本价值，那就是个人自由选择的权利。

全民医疗保险：全民强制投保

美国的全民医疗保险制度之所以会挑战美国立国的基本价值，主要是因为它是全民强制性的投保制度。或许有人认为自己自由选择的人身自由被剥夺了，但这应是必要之恶。在美国实施全民医疗保险之前，美国的医疗保险是以私人的保险制为主，因此对于许多国民来说，一旦失去工作，同时也就失去了公司提供的医疗保险的保障，医疗问题接踵而至，造成很大的问题。因此，许多美国人在工作时也会兢兢业业，因为他们知道，工作不只是拿一份薪水，也提供了全家所需的医疗保险，这是个很重要的保障。

不只是美国的医疗保险如此，全世界的公办、非营利的医疗保险制度都必须以全民强制性的方式来进行制度设计，其理由至少有二。

第一，以全体国民来进行制度设计，才能把老、中、青、幼等不同年龄的国民全部纳入保障。就保险来说，使用医疗保险最多的国民应是年幼及年长者，那么年轻的小伙子身体好是否就可以不参保呢？答案是否定的，年轻人的强制参保，不但能有效降低全体投保人的保费费率，也能避免逆向选择的发生。所谓逆向选择是指人们基于自利的心理，就自己最有利的部分做出选择，然其结果却会对其他人造成不利的影响。因此，若全民医疗保险不是全民强制性投保，年轻人或是身体好的人就没有投保的诱因，因此会造成医疗保险在经营上很大的困难，也会加大保险上逆向选择的不利情形出现。通俗地说，逆向选择的出现就是那些身体好不需要保险的人不保，而身体健康情形不好的人拼命加保，如此一来，投保的人可能身体都不好，或不久后身体就很可能会出大问题的人，而一旦这种情形发生时，保险是很难不亏钱的，在经营上也很容易出现危机。

第二，再就成本控制来说，若是全民医疗保险是以非公营且营利的方式来设计，就有很大的可能性在经营者间出现道德风险的问题，如过度营利性的考虑而不对经济条件差的国民提供合适的医疗照顾。此外，医疗保险的经营者因是法定的自然垄断，会发生经营上过度寻租（rent-seeking）(66)的问题。凡此种种，都会直接冲击医疗保险的服务质量及医疗保险的财务健全，因此全民强制纳保并以公营、非营利的模式来经营，是必要的配套措施。上述问题亦与大数法则相关。所谓大数法则是指在样本接近母体且数量大的情形下，以医疗或就诊的行为来说，就会比较接近常态分配的态势，如此一来，我们就能更精准地就相关的医疗、用药、就诊及给付等行为做更科学化的管控，因此就能对医疗保险的各种制度进行最好的调控。

以上所说的种种考虑，样样都脱不了金钱、费用与预算管控，因为全民健保制度一旦上路，就不可能因财务问题而停办。再者，政府也不可能无限制地全额补贴全民医疗保险制度的亏损。因此，如何在医疗保险财务上让它可长可久，就是关键所在。

兼顾医疗保障及资源利用效益

上述全民强制投保的制度设计，或许只是一个制度建立的开始，除此之外，尚有其他相关的因素会直接关系到医疗保险的财务，也是关键之所在。举例而言，在医疗保险制度采用全民强制纳保之后，另一个关系到医疗保险的财务问题就是如何给付。以医疗保险给付设计来说，若采用的是“按次计酬”，虽其看起来合理，但也极可能发生道德风险的问题。这是因为，如此一来，在这个医疗体系下，各大小医院都知道，医院每次帮病人完成一项医疗行为时，就可以向社保部门请领对应的给付。因此，不该割的子宫被割了，不需要做的昂贵检查也重复做了，不必领的药也开了，然后被丢进垃圾桶。由此，医疗保险出现浪费的情形是很严重的。在这些问题的背后，其实隐藏了一个基本矛盾，那就是医院到底是希望病人健健康康呢，还是希望老百姓常生病呢？事实是，若人们都健健康康，医院就无法以按次计酬的方式拿到医疗保险费用。相反，若人们常生病，相关医院所领到的医疗保险费用反而就会增加，所以医院是否会更重看病而不重防治？而此吊诡情形的出现可能在所难免。

为了避免这种情形发生，同时为确保预防重于治疗的原则能被贯彻，以德国为例，其在制度设计上就是以德国的主要医疗“保险人”为主。德国的老百姓可以在各主要保险人之间做一选择，而保险人不能选病人，如此一来，就能避免道德风险的发生。之后，每一家保险人所能得到的费用，就是依他所要负责照顾的国人人数来决定，选择参加保险人甲的保险的人越多，保险人甲从政府那里拿到的保险费用就越多，反之就越少。因此，它是算人头来决定保险费的支付。在收入固定之后，就任何一个保险人来说，其首要目标就是节流，而在各种可能节流的做法之中，如何能做好国民保健，让国民不生病、少生病，而若一旦不幸生了病，如何让病人早早康复，让其在医疗保险费用上的开支能得到撙节是主要的考虑之一。因此，可以想象的是，在德国以各保险人为中心的制度下，它的效率与成本的控制及对保健的重视都会有相当可观的成就。

若另从病人或投保者的角度出发，思考的方向当然就会大不同了。就投保人来说，若是缴了保费但没有使用到医疗资源时，是否会觉得对不起自己呢？若是人们普遍有此心态，而大量就诊，再加上医院也拼命地让求诊者广泛地、重复地做各种昂贵的检查，以争取病人的认同与口碑时，如此一来一往彼此唱和的结果，就很容易让医疗保险的财务破产。如何才能遏止这种情形呢？一种可能的方式就是提高人们每次就诊的自付额，让这种可能的白吃心态得到抑制。另一种就是就医院所提出的各项医疗请领部分做严格的筛选，剔除那些浪费性、重复性的检查，以及不合适的、过度的、扩张性的医疗行为，如此就能把问题控制在一定的程度内。若说上述“按次计酬”制与德国的制度有什么主要差别，那就是，上述重要的把关工作在德国是由各主要医疗保险的保险人为之，而在“按次计酬”制下，通常是由社保部门统筹为之。在德国，相关医疗机构对上述这些工作的自愿性大，而采用“按次计酬”制者，这些工作通常是被强制要求的，且医疗机构常与官方唱对台戏，因此在自愿性和积极性上都有很大的差距。

一般而言，在公办的医疗体系下，每位居民都有医保卡。在确保个人就医的隐私权的情形下，若居民重复性就医或是取药，都能从医保卡的相关记录上查到，这也是另一种有效的成本控制机制。当然，在医疗保险的制度下，若及早建立起跨医疗院所的病历及检查结果报告档案，让各地医生在电

脑里就能及时查看这些信息，就能使宝贵的医疗资源得到最有效的运用，从而更能提高医疗的质量与水平。

有人认为医疗不是商业行为，也不应商业化。从医疗伦理的角度来说，这个观点是对的。但是，不论是医疗院所，还是医生、药商、病人，都必然会发生对价关系，使得彼此间必然产生经济关联性。因此，不论是医疗保险，还是医疗与健康这些相关的产业，不但是现代经济上的重要家族成员，也是健康经济学里的重要研究领域。

70．资源经济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王道之始也。

——《孟子·梁惠王》，孟子（约前372—前289）

资源的范围很广，一般人所说的水、电、石油、矿藏、洋流、温差及人力等都是广义的资源。人力部分已有讨论，在此，我们把讨论的重点放在除人力以外的上述其他资源。就资源来说，大体可分为地底下有限的资源及地面上人为开发出来的资源这两大类。

霍特林规则

首先，就地底下的资源来说，不论是煤、石油，还是其他重要矿藏，人类在开发与使用这些不可再生资源（non-renewable resource），或称为消耗性资源（exhaustible resource）时，最重要的关心点有二：其一，这些资源能使用多久？何时这开发的荣景会不再？其二，开发资源会不会对环境造成很大的破坏？首先，就地底下不可再生资源的开发来说，经济学家哈罗德·霍特林（Harold Hotelling，1895—1973）发展出的理论在文献上被称为“霍特林规则（Hotelling's Rule）”。

在该规则中，霍特林以数学模型导出不可再生资源的最适开发法则：每开发额外一个单位的不可再生资源，当其以市场价格销售并扣除其开发成本

后，所得到边际收益的高低，当然会受到该额外一单位资源在市场销售后价格高低的影响。此时，计划开采量的多寡还取决于当时的利率。也就是说，当利率高时，开采资源的边际收益也理应随之提高，否则，就开采资源的投资者而言，根本就不会花钱开采，他大可把钱直接存在银行里生利息还更划算。

为此，霍特林规则告诉我们：当期最适的不可再生资源开采量决定于利率、售价与开采量三者间的平衡。当利率走低时，开采商的边际收益也应随之走低，如此一来，当期最适的开采量便会较多，此乃因较多的开采量会导致市场售价走低，而在每单位生产成本不变的情况下，便会导致边际收益的下降。最后，开采者会根据售价及利率这两个重要的参考信息，将当期的开采量调整到其边际收益率与利率打平为止。

真实世界里的资源开发

在真实世界里，不可再生资源的开采量不一定完全依照霍特林规则来运行，其中会涉及许多更复杂的因素。譬如，开采商对未来市场价格的预期、寡头开采商之间彼此在市场上的竞争与角力、石油生产国之间的联合增产或联合减产的行为与约定(67)，等等。但霍特林规则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开采问题，确有其学理上的重要突破，也可让后人在这一立论基础上再做精进，因此有很大的贡献。

如上所述，资源中另有一大类是非消耗性资源，它的代表性资源包括太阳能、风能、水力、洋流、海洋温差、潮汐等。当然，也有一些可贵的资源是介于“不可再生资源”与“非消耗性资源”之间，譬如森林资源、渔业资源等，在经济的议题及思考上就会有所不同。以非消耗性资源来说，譬如太阳能的使用，它的主要议题在于设置成本过高，而致使用无法普及，故不能有效取代传统的发电方式。再者，不论是太阳能发电，还是风力发电，都面临供电稳定性的问题。为避免造成供电系统发生重大问题，电力公司常常须另再多加传统的机组待命，如此一来，备载容量也将大幅增加，同时也垫高了电力成本。

上述这些绿色能源若能在政策上得到长期的价格补贴，而让其有机会创造出规模效应，则较有机会在未来整个电力的供应上扮演更多的角色，而这

也是各国和地区在推动绿色能源时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在问题的处理上也不容易，若是让太阳能使用的量一下大幅地提升，那么20年的保证收购电价的价格就须定得很高，如此才能有足够的诱因。但它的问题是，太阳能的技术发展得很快，太阳能板成本下降的速度也很快，因此若过早、过快地投入，也会让国家技术锁定在早期较落后的太阳能板的相关技术上。因此，政策上如何适切拿捏推展的进程及规模扩张的速度当是重要的经济课题。

而就森林资源与渔业资源来说，它的主要议题就是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这一问题可以通过科学化的分析及数学模型导出最适的开采量。以林业资源为例，有经济开采价值的林相其育成若需20年，那么我们就可以将林业资源做一有效管理，让林业开发的速度与新植树苗长成的速度以20年为期做一协调，如此一来，我们就能永续地有林业资源长期供我们使用。当然，关于森林资源，许多国家都有专职的林业部门进行管理。

而就海洋资源来说，以金枪鱼为例，由于金枪鱼的活动范围很广，特别是在南太平洋的广大海域上，因此它是各国远洋渔业的竞技场。若听任各国和地区渔船无节制地捕捞，就会让金枪鱼的资源迅速枯竭，为防止这一可能的市场失灵情形发生，目前国际上已有南太平洋区域渔业管理组织（South Pacific Regional Fisheries Management Organization，SPRFMO）确定金枪鱼每年的捕捞数量，责成各国和地区的远洋渔船管理机关来监控并落实数量管制。在这一问题上，每年捕捞数量越多时，其所对应的监控工作费用支出就越大。对名列世界前茅的远洋渔船公司来说，这笔监控工作费用是应由从业者出(68)，还是应由纳税人出呢？

典型例子

资源经济的影响不论是对整体经济还是对政治都有很深远的影响，在历史上有个著名的例子值得一提。

荷兰病（Dutch disease）。著名的《经济学人》杂志在讨论荷兰于北海发现石油，成为能源暴发户后所出现的种种问题，而将其统称为荷兰病。这个问题的出现是荷兰在1959年于北海发现石油之后，国家一夜暴富，同时各行各业也出现泡沫。此外，大量的外资也纷纷抢进，想分得一杯羹。大量外资抢进、抢换荷兰币的结果，当然会造成荷兰币的快速升值，而在荷兰币快

速升值之后，就发生一个很大的后遗症，那就是依赖出口贸易很深的荷兰制造业立刻面对严重的打击，连带着重击荷兰的经济，这的确是“未见其利而先受其弊”的最好例子。之后，人们泛指荷兰病为，当某些经济失衡因素的发生，致使外资大量涌进后对国内经济所产生的重击。